范长生（公元２１８－３１８年），一名延久，又名重久，字元。丹心（黔江）人，天师道首领，西晋时大成政权（都成都）丞相，封为天地太师．西山侯。
范长生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时，汉室衰微，群雄割据，战乱不已，生灵涂炭。范长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三国时期。他目睹连年纷争战乱，百姓苦不堪言，深感痛心疾首。
蜀后主延熙十一年(公元248年)，涪陵郡(郡治在今彭水县郁山镇)反，车骑将军邓芝率兵征讨。平定后，朝廷为免再生事端，将涪陵五千余户强行迁往成都，其中即有范长生一家。当时，一些处于战乱的人们，为摆脱现实苦难的困扰和寻求精神的寄托而贩依宗教。因此， 由张道陵创建的“天师道”，在成都一带盛极一时。饱受战乱与歧视之苦的范长生，也加入了天师道，长期住在成都西山(青城山)。因他注重信义，博学多才，深得天师道教徒的敬服，被拥为成都一带天师道的首领。
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率关中汉中人蜀流民的起义军队，攻入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权。不久，李特在战斗中牺牲。李流、李雄接领余部，广招贤才，充实力量， 以图东山再起。范长生对流民起义军十分同情，亲自出山， 以其天师道首领的声望，为其筹集粮秣，招募兵马，给予了李氏队伍有力支持。李氏队伍重振声威。李流死，李雄继位，都郸城，后再次攻占成都。李雄因敬慕范长生的才德和威信欲让位于范。长生固辞，仍回西山。
西晋永兴元中(公元304年)，李雄称成都王，年号为建兴。西晋光照元年(公元306年)，李雄称帝，改元宴平，国号大成，并约法七章，剔除苛法。88岁的范长生似乎看到了振国安民的希望之光，便从西山到成都造谒李雄。李雄率百官亲迎，拜范长生为丞相，加号“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此时的范长生已是耄耋之年，李雄则年方三十，老少同心，君臣和谐。在范长生“清心寡欲，敬天爱民”的涉世宗旨影响下，在其“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的劝导下、大成宽和政役，轻徭薄赋，建官学，兴文教，端风化，罚不妄举，刑不滥及，恩威远播。来称臣依附的人增多，大成一度昌盛。
范长生“博学多能”(《资治通鉴》语)，尤精书法。其笔触豪放，‘饱满大方，与慕容倍、王猛齐名。另著有《蜀才易技》十卷，被明朝著名学者杨升庵誉为“西山蜀才”。东晋大兴元中(公元318年)，范长生以百岁高寿辞世。后人在青城山为其立庙，尊崇他为“长生大帝”。故里黔江县城，也建有范公祠，直到1990年扩建新城才拆迁。清康熙初年，彭水于迁乔乡水田坝，为纪念双丞相范江长而修建遂家寺院----长生观，占地750平方米，建筑面积588平方米，现为小学校舍。
赵国珍（？--768），苗族，牂牁郡充州人（今贵州遵义一带），少数民族首领赵君道之后。唐朝实行“羁糜”州制，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以夷制夷”，地得以出任黔州（治彭水）都督府都督。他兼任数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黔江自治县文物管理所珍藏的唐钟上镌刻着“金紫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兼黔府都督御史大夫持节充本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汧国公赵国珎（珍）”。
唐朝中期，天宝年间（742?/FONT>755年），南诏（今云南）阁罗凤叛乱，屡犯成都、黔州。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遥制其务，数吃败仗。中书舍人张渐，以赵国珍有武略，熟知南方地形、民俗，推荐委之重任，定能取胜。杨国忠遂奏请玄宗帝，诏任黔州都督府。
赵国珍奉诏证讨阁罗凤叛乱。他强将增兵，重守边防，终于遏止了阁罗凤的北进骚扰，稳定了黔州局势，巩固了西南边防。黔州各族人民得安居乐业。《资治通鉴》载：“护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按：指安史之乱），唯黔州封境无虞。”“天下方乱，其所部独宁。”
赵国珍不仅在军事上多谋善战，而且在政上治国有方。黔州都督府（相当今省军区）于贞观四年（630年）建置，领9?/FONT>15个州（羁糜）。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在彭水置黔中道（相当今省），仍以黔州都督府为军事依托，兼领50个州（羁糜）。其辖地约为今东到湖南叙浦、沅陵，南至广西凌云，西到贵州毕节，北到湖北建始，大致相当于今湘鄂渝黔边区结合部。赵国珍任黔州都督，又兼任黔中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这样赵国珍掌管了黔中道军、政、法大权，即黔中道最高长官。
赵国珍的军、政业绩显著，封爵很高又多，有“金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汧国公”，“公”是封建社会封爵的最高级别，仅次于“王”。代宗即位（763年），特别嘉奖他，召拜工部尚书。大历三年（768年），赵国珍病逝，代宗又赠封为太子太傅。上元二年（761年），当地官绅就在黔州城南为之竖立“唐黔南节度使赵国珎（珍）德政碑”。他的声誉一直流传至今，黔江自治县文管所珍藏了他生前铸造的唐钟。
陈景星（1841--1916年），又名陈其楠，号笑山，字云五。黔江县石钟乡朱家岩人。
陈景星聪慧嗜学，自幼随父在酉阳直隶州就读，是著名经学家冯世嬴（壶川先生）的得意门生。年轻时的陈景生，像他父亲一样，不轼畏权势，不阿谀奉承，刚直坦率，喜怒皆溢于言表。他常以梅兰自喻：“奇绝幽兰花，秋风不能败......我本幽兰人，兰言尤夙爱。．．．．始知高洁流，藏身原有待。不争春芬荣，独留晚节在……秋风其奈何，中霄空澎湃。”时令官场腐败，陈景星屡试不第，便赋诗遗怀，在《龙池感怀》里，诗人写道：“自古文章憎命达，断无才士不愁多。琴弹流水思钟子，摸抱空山泣卞和……”
景星“危言危行”，影响了他的前程，也使家人遭受厄运。后来在诗中说“身世偏多憾”，“乾坤总忌才”。一气之下，景星举家迁出黔江，到贵州省石故地阡县落籍。
从此，陈景星浪迹江湖，寄情山水，随兴赋诗，以抒情他的游踪遍及川黔湘鄂、东粤古滇。洒脱时，有如闲云野鹤，融心于自然。“偶向峰头长啸，白云无数飞来”’“也逐行人桥外立，倚栏低看打鱼归。”而更多的时候，诗人则是怀才不遇之心难系，深感压抑。面对“险阻”的“世途”，诗人感叹道：“行路原非易，乱石何太多”，“历尽崎岖万念空”，“早已功名轻将相”，心中充满了遗憾。但作为一位正直的文人，他仍忧国忧民，理想之火并未熄灭。他也曾投笔从戎，辗转于军旅间，希望能在金戈铁马中为国建功立业。但是，腐朽的清政府却拿抗法官兵的胜利作为乞和的资本，诗人愤慨万端：“九十韶光老，三千客路长。吟回新病减，春比大军忙。战事成和局，归思切故乡。征途何濡滞，愁对乱山苍。”(《柳州送春》)。于是，再回头走登科入仕之路。1882年(光绪八年)，景星终于三试中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中进士。时已过不惑之年。他在《七十晋五生日述怀二十首》，中感叹道：“老夫晚年始发科，苦志虽酬奈老何”。
景星入仕之前，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对“不雨已三月”、“禾黍困炎曦”的家乡深感“心中尤戚戚”，而“愿学李卫公，一寝龙宫觅。代作行雨师，瓶水马鬣滴。俯洒故乡地、山川舒流不息涤涤”(《悯旱三首》)，体现了他与民共苦的思想。他在《黄平行》、《大水行》等诗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描述了川鄂湘黔少数民族在清王朝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之下的血泪斑斑的生活。 《黄平行》开篇：“上黄平，黄平地旷无人耕。二十年兵火人民死，千村万落荆棘生。前年迅扫苗患熄，薮兔巢狐灭人迹。县官出榜募耕夫，襁负衣牵来络绎……但见磷飞冤魂啸，晚来妇子吞声哭……”《大水行》描绘了家乡人民在惨遭兵匪之患后，又蒙受特大洪水袭击，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浮髓遂至少留踪，几处招魂惟野哭。可怜吾乡兵燹余，锋镐生存才五六。频年饥谨已堪伤，沉灾又罹怀襄酷。”面对惨不忍睹的现状，诗人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呼喊，表白了他忧国忧民的心迹。他写道：“我生惯抱屈子愁，忍见哀鸿纷满目?勉为长语慰邦人，热泪且休落盈拥。”景星的诗展现了当时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一带人民饱受战乱灾荒之苦的真实生活，蘸血带泪，饱含深情。
陈景星入仕后的诗，则体现了他“官清政本平时见， 民爱情从挚处浓”的思想。他先被派到山东奉委防河放赈，“泽鸿百万拯黄河”，历时十余年，后又在文登、南山、日照等地任县令。’在这期间，他进一步认识了官场的腐败，民生的疾苦，诗更加沉重凝练，痛楚凄切。对清政府，则含沙射影，深感失望：“宦海无清澜”，“闻之辄头痛，思之心转酸”(《戊申上己后九日黄止兰大令招游千佛山分韵》)。1899、1900年，陈景星在文登任县令时，英人强占威海界，引起群众公愤，万人聚集，阻挠关道，而上司“李希杰依违其间”。景星据理力解，触怒李希杰，遂被免职。事后，诗人“过此小住，居人争求识面”，颇得民心。1904年调日照，因景星惠政于民，“邻邑莒盗数百抢劫，经平相，戒不入照境”。后改调兹阳，适逢景星大病，他“禀请代庖”，“冬日即禀请开缺回籍”。虽已“荷蓑甫遂归田志”，但他“解俎仍存报国心”(《都门感事四首》)，每当听说朝廷命官贪财牟利等丑闻，乃“太息豺狼当道卧，寸心时为下民哀”。民国初任济南知府，但由于仕途上的一系列变故，加上诗人已逾古稀之年，寓居上海，快快不乐， 出诗不是“絮谈莫问沧桑事，禾黍殷墟半夕阳”(《高芝碗道中遇苏受语旧》)，就是“彼苍有感怜遗老，元白相看各暮年”。在《早秋》里，诗人感到“秋”之早至， 自己已到垂暮之年，感触而发：“十里绿莎吹渐老，醉秋霜叶比花多。”其间儿孙及媳先后去世十一人。在兵戈满地的上海，诗人思念故乡，感叹“身世之遭坦”，忆及死去的儿孙，“蓑翁哭暮年”。暮年的诗人更加孤独、伤感，于1916年在上海郁郁而终，享年七十五岁。
诗人一生命运多舛，伴随他的足迹而产生的诗作，感人肺腑。他的诗题材广泛， 内容深刻，风格清清隽永，语言明白晓畅。
陈景星的诗作颇丰，是土家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其诗收入《叠岫楼诗草》一书，主要有《壮游集》、 《磨铁集》、《田居集》、 《尘劳集》、 《耄游集》、 《宾沪集》、《山房诗草》、《悬崖积卷》等。1876年(光绪二年)其师冯壶川先生将他的《壮游集》、《悬崖积卷》、《山房诗草》等收入《二酉英华集》。后经增删，又载入《蜀诗所见集》。1910年(宣统二年)，此诗在天津重刊印出。可见，陈诗不仅名扬川黔，且已远播国中，难怪冯壶川先生称其诗“盈篇皆珠玉”。
温朝钟(1878一1911年)，字静澄,号果斋,别名温而厉、孔保华、恍惚道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在黔江县大路坝下场。
幼年的温朝钟，颖悟过人。贫寒的家境使他勤奋好学，于经史之外，旁及诸子百家、佛道经典，还以其精湛的医术救人。不论严寒酷暑， 山高路远，一喊即应，药到病除。对贫苦人家，则分文不取。人们尊称他为“温神仙”。1906年，他改名温而厉，随师王云笠赴成都，投考省师范学校，成绩第一。主考官在他论议朝政的试卷上批道：“文怪、字怪、名怪”，破格接见他。 由于温朝钟大谈国事，抨击朝政，主考官认定他为“狂生”，降为第二名。不久，他遇到了黔江同乡、日本留学归来的同盟会员程芝轩，经程介绍加入同盟会。于是，温朝钟放弃学业，遍游川鄂湘黔，广交革命志士。还在汉口学造炸弹，操习剑法，练就一身功夫。随后他带着《革命军》、《同盟会宣言》等革命书籍回到黔江，翻印《灭清八策》，进行革命宣传。每逢集市， 即在群众中演说。还倡建“风俗改良会”，提倡“习武强身，强身保国”，入会群众达一万余人。在雄厚的群众基础上，温朝钟与黄玉山等人，筹建革命武装团体。因其决心“以铁与血来抵抗敌人，洗雪国耻”，遂将这个新成立的革命武装团体取名“铁血英雄会”，会址设在黔江城北小南海朝阳岛上。川鄂边区毗邻县闻风而动，入会者达六、七万人。1909年，“铁血英雄会”更名为“川鄂湘黔铁血英雄联谊会”，提出“义联英俊，协和万邦；推翻满清，打倒列强；复兴中华，实行共和”的政治纲领。此时中国的形势，已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革命党人积极活动，清政府惶恐不安。宣统二年(1910)年，湖北施鹤道贴出告示,通缉温朝钟等人。温改名孔保华，到四川江律、永川等地，联系同盟会友，商讨起义事宜。返回后，时值“黔江县令王炽昌又藉名苛征”，群情激愤；各地起义消息纷纷传来，令人鼓舞。温朝钟赋诗：“瀛海(黔江小南海)劫灰犹化尘，神州狮睡继为春。龙将沼池云先起，虎未啸林风已生。渔父尚轻亡国奴，汉儿甘作醉乡民?皇天有命诛残暴，谁是攀龙附凤人?”抓紧武装起义的筹备。
1910年12月底，温朝钟与王克明等以朝山为名，到凤池山聚会，商讨起义事宜，不料消息走漏。温朝钟等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1911年1月3日(庚戌年腊月初七)革命军誓师凤池山，公共温朝钟为义军总司令，发布反清檄文，剪除发辫，臂佩白布章，外衣前后粉书“国民军”三字，手持长矛、马刀、火枪、土炮等武器，举着“奉天承命，扫清灭洋”的大旗，向黔江县城挺进。黔江县“福”、“寿”两营官兵，昼夜巡逻。1月7日清晨，大雾弥漫，义军取道大垭口，从仰头山进攻县城。孔常礼带“福”字营官兵驻守大垭口，用火枪封锁义军进路。温朝钟领部分人马抄后路袭击，打死孔常礼，敌军落荒而逃。义军长驱直入，一举攻占黔江县城。义军打开监狱，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补充人员枪械。旋又主动撤离县城，在两会坝整编起义队伍为“国民军”。
为了实现“攻打彭水，出涪陵，沿长江上重庆，与各地同盟会汇合，向全川与外省扩展”的计划，义军在整训后，兵分两路再次攻打黔江县城。时清军援兵已到。腊月十二日傍晚，温朝钟部到达城郊，从上沙坝涉水过河时，突遭埋伏在万柳堤的协防军的猛烈射击。温朝钟一马当先，仗剑指挥义军奋勇还击。由于众寡悬殊，激战到三更，义军伤亡惨重，被迫退至湖北咸丰县破水坪，以图据险固守。然清廷征调的川鄂湘三省部队，接踵而至。腊月二十七日，义军再退驻飞龙寺，被追来的敌军团团围困。在这生死关头，有人建议他化装出逃，温朝钟毅然拒绝，说：“首其事者当其难，何逃焉?”次日拂晓，温朝钟从容地烧掉会友名册及文稿，挺立飞龙寺楼门前，面对敌军朗声道：“我就是温朝钟，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相干，朝我开枪吧!”官军射杀温朝钟后，竟肢解了他的尸体，蜀军得头，鄂、湘军分其手足。三十二岁的温朝钟用鲜血和生命绘出一幅壮丽的丹青。
温朝钟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激励了将士们。1911年 l1月13日，温朝钟余部攻克黔江县城，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迎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四川军政府追认温朝钟为烈士，授予他“铁血英雄”匾额。湖北咸丰县城的一条街命名为“朝钟路”，黔江县城为其建有碑亭。温朝钟的英雄事迹一直在川鄂湘边区传颂着。
万涛(1904-----1931年)． 又名万诗楷，号铁民，黔江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鄂西巡视员、 鄂西特委副书记、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 湘鄂西特委副书记、 红三军政委等职。
1904年1月２0日． 万涛出生于今黔江县冯家坝镇桂花村。自幼勤奋、读书刻苦。在高小读书时，深受留日归国的校长陈宿航进步思想影响。陈相信科学，反对宿命论。万涛在十岁时大病倒床。家中请来巫师为其“驱鬼”。 陈校长到万家赶走巫师，还砸了房侧的土地菩萨。此事对万涛影响特深。
1923年7月，万涛来到西南重镇重庆求学，肖楚女主笔的《新蜀报》使他受到革命真理的教育。 不久，万涛在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革命事业。
1927年， 为贯彻“八·七”会议决议，中央派万涛任中央巡视员，到湖北指导农运、农暴工作。万涛带着党的指示，深入鄂西地区，在群众中发动土地革命。1928年1月，鄂西特委在沙市成立，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为委员，后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敌人残酷的“清乡”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严峻形势面前，他不顾个人安危，加紧清理和重建各县中共组织，制定了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村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正确措施，使鄂西革命形势出现了转机。他在华容巡视指导工作时，不幸被捕。万涛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斗争。1928年，他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更加努力工作。针对部分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出现的悲观动摇情绪，提出“保守被动就等于失败”、“群众革命斗争需要武力相助”的主张。次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特委抓住鄂西敌人兵力较弱这一有利时机，扩大游击武装，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万涛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还为巴(东)、兴（山)、秭(归)，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苏区以及湘鄂边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2月，他来到红四军驻地鹤峰，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进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及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不久，即担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率军艰苦转战。邓中夏在湘鄂西执行“左”倾盲动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万涛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坚决抵制错误路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以大量物资支援主力红军。19３0年9月，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领导洪湖、湘鄂边、鄂北、巴兴归、襄樊等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万涛当选为特委副书记。周逸群在洞庭湖检查工作时不幸牺牲，万涛化悲痛为力量，肩负起烈士未竟之业。
1931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万涛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湘鄂西临时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1年夏，国民党调集大军对根据地进行“围剿”，根据地处境险恶。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万涛等人带领九师击退敌人进攻，迎接红三军主力回洪湖。8月19日，九师在万涛等率领下，一举攻占沙洋。9月28日，九师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在荆门列猴集会师，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随之在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撤消了邓中夏的政委职务，改组了红三军前委。万涛任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委，重新回到了洪湖苏区。
不久，夏曦被派到洪湖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团主席。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夏曦以“怕艰苦困难，不服从领导”为由，撤销了万涛的政委职务，改派到湘鄂西临时省委任宣传部长。万涛不计个人得失，身处逆境，仍积极工作。同时，坚持真理，在《洪湖日报》上著文批评“左’’倾错误，抵制夏曦等人“主力撤出洪湖，包围武汉，夺取大城市”盲动主义，与错误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中央派来的代表却宣读了“以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应予以严肃处理”的命令。错误的命令铸成了一大冤案。
1932年秋，由于肃反扩大化，二十八岁的万涛没有牺牲于枪林弹雨的战场，却被戴上“反革命高级坐探”、“改组派首领”的帽子，被错杀于他抛血洒汗辛辛苦苦创建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内的荆门地区监利县周老咀。万涛坚持真理、仗义直言的崇高品德，为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清，巴国棗寡妇，涪陵郡人。她继承祖业，采丹致富，名闻天下，富比王侯，实为古代女企业家。涪陵郡为置汉蜀，治今彭水郁山镇，今彭水、黔江是其中心地区，辖地相当于今渝东南、黔东北结合部。这一带的酉阳、秀山、铜仁，至今仍是丹砂（汞矿）的重要产地。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她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耶）？”
1998年版《彭水县志》考：“今彭水鹿箐乡与乔子乡接界处有一岩口，名为‘巴巴台’。<彭水县志>载，‘巴巴台可扼酉阳来路’，为交通要道。据桑柘乡宿儒赵锦生生前说，巴巴台，原名巴寡台，后因年湮代远，群众传音而讹，称为巴巴台。如此说属实，那是秦始皇为巴寡妇清所筑的怀清台遗址了。”
程昌祺（1881?/FONT>1941）号芝轩，黔江青冈乡人，黔江县首批留日学生，推行新学的先驱，庚戍起义的支持者。
程昌祺，少年勤奋好学，考入成都高等小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科举，行新学，为培养教育人才，清廷派出一批留日学生。程以成绩优异，被派留学，就读日本弘文师范学校。学成回国，任四川省督学、川东师范教师。
程昌祺在日本、成都、重庆等地结识革命同志，深受革命影响，加入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他与赴省考学的县人温朝钟相遇，畅谈国事，志同道合，遂介绍温加入同盟会，赠予革命书籍，一直支持他组织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程昌祺回到故乡，任县视学（相当今教委文任），推行新学，创办学堂。在程的倡导和组织下，黔江新学得以推行。他亲自主持创办黔江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及一批初等小学堂，到次年全县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学生55人、教员4人；初等小学堂41所，学生777人，教员45人。
是年秋，程被调回成都，任川西及川南区视学，为时4年，奔走30多个县，督办新学。辛亥革命后，历任蜀军镇抚府教育司长，四川军政府教育部总务科长、教育科长、第一科长，四川巡按使公署教育科长等职。由于推行新学，成绩显著，受到教育部奖励。
民国七年（1918），出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附中主任，十三年（1924），受聘外国人创办的“四川华西协和大学”总务主任、中文系主任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利用“哈佛基金”，充实了学校图书及设备。协和大学校长赞扬他：“劳绩卓越，办事专勤，对人诚笃，训导有方。”
程昌祺晚年，遇上时局动荡，烽火四起，不堪政治纷扰，削发入空门，勤修净土，法号能观，屏居成都郊外近慈寺有年，因患阑尾炎，于民国三十年（1941）9月27日逝世，享年60岁。
程绍迥（1901-----1993），黔江青冈乡人，程昌祺之子。1906年，程昌祺举家迁至江津白沙，从此，程绍迥随父受到良好教育，其后在重庆、成都等地读书。1912年赴美留学，1926年荣获兽医学博士学位，1929年获公共卫生免疫科学博士学位。
程绍迥学成回国，1930年任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商业检验局兽医技正，兼上海兽医专科学校教授。1940----1943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农林部渔牧司司长、中央畜牧实验所所长、东南兽疫防治处处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第一任畜牧兽医司司长，继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牧渔业部畜牧局副局长等职。并任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会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等。他一生为祖国畜牧兽医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奠定了中国畜牧兽医学的基础。
1932年，程绍迥在上海筹建了中国第一座血清制造所。抗战期间又到秀山、荣昌等建立血清厂，生产各种药品，防治牛瘟。为及早扑灭川、黔、鄂数十县流行的严重牛瘟，他首先在贵州筹建兽疫防治督导团，亲任团长，深入疫区，考察督导。
1940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在重庆成立，任命程绍迥为渔牧司司长。他任职三年，建立中国第一个畜牧兽医研究机构棗中央畜牧实验所，在全国组建了十几个相应的机构。抗战胜利后，他很快研制出一种鸡胚化牛瘟弱毒冻干苗，达到国际水平；又研制出兔化牛瘟弱毒疫苗，安全效好。1948年11月，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粮食组在内罗华召开的“防治牛瘟国际大会”。他的研究成果，对亚非地区防治牛瘟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把畜牧兽医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程任畜牧兽医司司长，主管消灭牛瘟的具体工作。他在青海搞试验，苦战九个月，研制成绵羊化兔化牛瘟弱毒瘟苗，同牛瘟决战的条件成熟。他一生跑遍大江南北，战胜了牛瘟、口蹄疫、牛肺疫、马脑炎及形形色色的兽疫。1951年参加反细菌调查团，为保卫和平而战，获卫生部二等奖。
程绍迥关心家乡的建设，非常热爱故土。1938年在黔江设置国营第一耕牛繁殖改良场。同年，黔江、秀山、咸丰牛瘟流行严重，他组织兽医工作队，带队抢救，历时五个月，控制了疫情。1986年4月，接见黔江县委、县政府去京看望他的同志，提出了许多发展农牧业的意见，他组织农口九三学社成员支援黔江经济建设。给畜牧局赠送105种，407册图书。他要求儿子程祖琪下放挂职锻炼最好到家乡，果然曾来黔江任地区行署副专员。1993年7月29日7时40分，终因年高，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按照他的遗愿，由儿子程祖璇于12月1日护送骨灰回家乡，安葬在青冈乡香树塆。
